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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陆上行舟到陆客上舟

2020-06-17

如果问说,谁是可以为了拍电影不计一切的人,很多影痴的第一个答案,应该都是WernerHerzog。

当然,没有谁是真的能够不计一切代价的,然而Herzog就是可以比别人付出更多上许多。「陆上行舟(Fitzcarraldo)」是显现他这种偏执的最佳代表作品:

从陆上行舟到陆客上舟

Fitzcarraldo是个亚马逊雨林里的白种商人,总是失败于冒险风格的商业计画、诸如横越丛林的铁道兴设等等,同时也痴迷于卡罗素的歌剧。为了东山再起、并实现在雨林中建造大歌剧院的梦想,他将一切赌在一场载运橡胶的行程上,而为了迴避危险的航行河道,他决定要让庞大的货船离开水面、走上旱路,翻越一整个山头。于是,陆上行舟的叙事,自此展开。

为了拍摄陆上行舟,Herzog没有走便宜的道路,他跟故事里的主人翁一样,把一整条货船透过器械、艰苦地拉过了山头。电影的剧情,与电影的製作,形成一种互文,虚构的移舟上山,却是真实发生于Herzog的拍摄历程之中。于是,我们除了看见电影作为一个封闭的虚构叙事以外,我们也看见电影作为导演心迹的完整实践,当我们阅读「陆上行舟」,电影的内容与拍片的疯狂彼此参照、相互指涉,我们无法说「作者已死」,因为作为电影创作者的Herzog,就活现在Fitzcarraldo的角色身上,反之亦然

然而,Herzog是充满伦理上争议的,尤其在陆上行舟的拍摄之中,破坏雨林有之、压榨劳工有之,对原住民权益的剥夺侵害,甚至引来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。Herzog是个电影疯子,他拍电影的过程也充满阴暗的一面,从世道看来,他作为电影导演,或任何一种艺术工作者,伦理责任似乎并未完备。

艺术创作与伦理责任的冲突,相关的事端似乎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,而成为一次又一次的辩论主题。譬如普利兹摄影奖的得主们,以镜头凝视非洲饑童被秃鹰所围绕,取下不幸的影像,而对不幸本身束手旁观;又譬如观念艺术家把活着的八哥鸟,置放在高分贝的扩音喇叭之下,忍受噪音的伤害,由此隐喻众声喧哗的社会现象,然而却堂皇地造成了动物的苦痛。为了艺术创作,可以冲击伦理到哪里?代价应该怎幺偿付?这些问题,一再地被提出。

在我看来,就算我们不是延安讲话这种艺术理论的拥护者,也并不觉得文艺作品一定要服务社会。但对于艺术行动在结果上的「不为恶」,我们是否应该有根本的要求?那或许不是对于「艺术家」的独特要求,而是对于每个人每个行为价值的基本判準。

所以,「陆上行舟」既然曾经如此明确地为恶,即使在美学层面上受到打动,我们自然在伦理上无法肯认Herzog。

从Herzog的陆上行舟,我们来检视钮承泽的「陆客上舟」事件。在闹出了欺骗海军、让中国籍的摄影师非法登上军舰勘景,而面对舆论与法律的制裁之际,钮承泽的自辩是:「拍电影的人为了想拍出厉害的作品,常常无所不用其极,擅用权宜之计……」。

那幺,可以说钮承泽是另一个Herzog吗?

若我们把「疯狂」作为一种美学的因子,Herzog的电影工作,呈现他是真正的疯子,有一种后设的美学意义。至于钮承泽呢?或许就市儈得多了,他对于规则的破坏,与其说是疯狂、不计代价,不如说是一种傲慢。

有人认为,唯一让钮承泽被广泛承认为有所成就的那部电影,其实也充满了可疑的影子。我们倒不是卫道的看待,认为只能描述地方的光明面而不能陈述阴暗,不能讲述地方黑道的故事;我们也可以承认,简单化、类型化的故事逻辑是商业製片体系中难免常见的价值选择。但是,整部影片,缺乏对在地独特元素的适恰取用,缺乏对时空背景的细致考察,却又冠上了地方之名取得伪风土志的地位。这样的一部电影,透过了官方强势行销的敲锣打鼓、全力加持,不仅为他取得了超额的成功,也形成了对地方武断横暴的诠释。而或许这样粗暴的成功,造就了他的傲慢。

在中国籍摄影师登舰的事件里面,钮承泽企图以电影创作者的坚持,作为他逾矩行事的解释。然而从电影的故事结构到影像要求来看,这个是可以取替的;即使他坚持要起用心目中的最佳摄影师,他可以借用勘景详尽地蒐罗可得的影像资料,不惜血本重新搭建部份军舰里的场景…这样用尽了努力,或许才可以追上Herzog的疯狂,以对艺术的热爱论之。比起无知地违逆国法,他似乎从过往的经验中,傲慢地认为这个国家有给予他侥倖的可能。他没有「不计一切」,他其实是算计了一切,只是这次面临了舆论的揭发,才阴沟里下了船。

所以,比起Herzog,我们对钮承泽更加无法同情。我们可以在道德、法律上对Herzog谴责之外,讚叹陆上行舟的疯狂美学,而对于钮承泽行为的评价则是更等而下之的,我们不但觉得他应该接受国法的制裁,同时也丝毫无法肯定陆客上舟的便宜行事,有展现任何电影人的执着。

而更让人感到气闷愤慨的,是这个国家更有一个以艺术为名,却以特权为实的集团,具有这样傲慢的团体心理动力。钮承泽的「陆客上舟」事件,比较起来,只不过是一个微小切片而已。

不管是否同意Herzog以及他的疯狂,它并不是什幺结构性的力量,惯常地干犯伦理,甚至牟利。可是在我们的国家里,那个以艺术为名的获利集团,他们透过政商关係彼此连结、扩张势力,垄断文化产业与娱乐事业的版图,贩卖着号称高尚可是实则索然的品味,拉拢在文化上的话语权与商业上的特权,同时又潜在地形成某种对当权者的软调护卫。他们常常号称着梦想,可是却毁坏着梦想;常常伪冒谦卑,却实际上傲慢无比。

在这种结构之下,钮承泽再怎幺想拍出「厉害的电影」,他仍然不会是Herzog,一如那些伪冒的梦想家,他们不会是真正的Fitzcarraldo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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